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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從“應急管理”到“應急治理”理論范式的轉變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11-20  瀏覽次數:1
 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述,站在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安全治理的問題,這無疑為我國應急管理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及時有力的指引。     我國已經進入必須直面各類自然風險和人因風險,尤其是新興風險的時代,因此應急領域也要做出相應的范式轉變,從應急管理到應急治理,再到風險治理,在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戰略高度上去創新理論,整合資源,建立從災難預防到災難治理的一整套風險治理體系。     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及《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今后我國持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具體途徑,意義重大。經過實踐檢驗,我國國家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國家的安定團結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應急管理領域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因災難,相對來說都比較多,給人民的生活、工作及生命、財產造成了很大危害。因此,提高應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尤為重要。然而,我國應急管理系統性研究與實踐起步較晚,且長期在碎片化狀態下進行。可以說,我國的應急管理相關研究和實踐都處于一種各自為政、碎片化作戰的狀態。     2018年應急管理部的成立,在頂層設計上對碎片化問題的解決作出了跨越式的回應。但迄今為止,各方面仍然存在著模糊不清、相互制肘等問題。我國應急管理領域仍然需要進行大改革。     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述,站在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安全治理的問題,這無疑為我國應急管理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及時有力的指引。     總的來看,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應急管理提到了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對應急管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應急管理以此為契機,做好從“應急管理”到“應急治理”及“安全治理”的理論范式轉變。同時,理論范式的轉變也要求我們在應急治理實踐中,以治理理論為基礎,構建更為高效的應急治理體系和更為配合有序的應急治理共同體。     具體來看,十九屆四中全會在繼續強化我國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總目標下,為應急治理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兩條指引線和兩個制度保障。     第一條指引線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應急治理體系建設。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工作有力有效,并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國家利益至上有機統一”。過去我們一直提的是“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次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從這一變化中可以看出,對于國家安全重要性的認識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和新高度。     我國目前面臨著一個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復雜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構筑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完善國家安全體系。我國已經進入必須直面各類自然風險和人因風險,尤其是新興風險的時代,因此應急管理領域也要做出相應的范式轉變,從應急管理到應急治理,再到風險治理,在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戰略高度上創新理論、整合資源,建立從災難預防到災難治理的一整套風險治理體系。     第二條指引線是作為社會治理重要一環的應急治理體系的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正式導入“治理”這一概念的開始,與國際在公共管理研究及實踐層面進行接軌,其重大意義在于我國對于“治理”理論的再詮釋,然后將之用于指導和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期間,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國家統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制度與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系角度,提出了“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為了創新社會治理理論,全會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應急管理部在提升應急管理能力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與32個部門和單位建立會商研判和協同聯動機制、軍地應急救援聯動機制,旨在建立扁平化應急組織指揮體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強化應急救援能力等舉措,都已經初見成效,但在短時期之內也產生了央地關系沒有完全理順、部門文化不兼容等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整理順。     面對應急治理領域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作為社會治理重要一環的安全治理,同樣應該以安全治理機制體制設計為基礎,建立協同治理的安全治理共同體。為了實現共治共享,需要從應急治理的機理分析,從機制構建、體制完善的角度來建立應急治理體系。同時,考慮到應急治理,尤其是應急救援的時間敏感性,在構建應急治理共同體的過程中,更需要強調現場指揮調度有效,建立高效高技術的基層應急治理共同體。這也恰恰是解決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的途徑。     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應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提供了評估標準。從基礎制度保障層面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將成為我國應急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保障。而在制度保障基礎上,要將這一有著天然優越性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成為應急治理領域中應急治理能力的評估標準。當然,我們也有必要開發和使用更為系統的技術方法來對應急治理效能進行評價。     圍繞國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核心思路,十九屆四中全會用“做什么”“怎么做”“優先做什么”的問答方式給應急治理的發展提供了思路。“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將成為我國應急治理和安全治理的最終奮斗目標。

特別提示:本信息由相關企業自行提供,真實性未證實,僅供參考。請謹慎采用,風險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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